【张学谦】从校勘出发的版本研究——评王锷《〈礼记〉版本研究》

栏目:书评读感
发布时间:2019-08-07 17:19:18
标签:〈礼记〉版本研究、王锷

从校勘出发的版本研究

——评王锷《〈礼记〉版本研究》

作者:张学谦

来源:《中华读书报》

时间: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廿九日己巳

          耶稣2019年7月31日

 

 

 

《〈礼记〉版本研究》,王锷著,中华书局2018年11月第一版,76.00元

 

经书版本研究是经学研究的重要分支,也是当下的学术热点。近年来,随着《中华再造善本》等大型影印丛书的出版和海内外图书馆藏书的数字化,越来越多的版本影像得以被研究者利用,推动了经书版本研究的深入发展。新近出版的王锷《礼记版本研究》是首部以现代学术论文形式研究单经版本的著作,对其他各经的研究具有示范意义。王锷教授长期从事礼学研究,注重为学次第,先从目录版本入手,编纂《三礼研究论著提要》,全面清理历代礼学研究论著,指示礼学研究门径。次成《〈礼记〉成书考》一书,考察《礼记》撰集成书的过程,折衷众说,提出新见。此后又从事《礼记郑注汇校》的工作,汇集众本,校勘文字,判定是非。在此过程中,作者对《礼记》的重要版本有了不同于既往研究的新认识,故而撰写成系列研究论文,本书正是其中十二篇的结集。编排上,大致按照经注本、经注附释文本、注疏本、注疏附释文本的顺序,各系统中再考虑版本的时代先后,又殿以《〈礼记〉版本述略》一文,作为全书之总结,逻辑清晰,结构谨严。

 

作为一部优秀的版本研究著作,本书有两大特色。一是巨细靡遗的版本记录。版本学以书籍本体为研究对象,优秀的研究者会关注、记录、分析此版本的所有细节,由此入手,方能得出此书的刊刻时地、递藏源流等重要信息。对于某一版本,本书记录的内容包括:完缺情况、分卷分册、行款版式、卷端卷末题署、刻书木记、字体、避讳、刻工、藏印、批校、圈点、题跋等。这虽是版本研究的基本要求,但要做到记录的全面和准确却并不容易。本书研究的经书版本大都十分珍贵,递经收藏,藏印累累,以往的研究者多是摘录,缺漏甚多,不能全面反映其递藏经过。本书则以卷册为单位,详细记录每一藏印及其钤盖位置,同时也纠正了一些既往著录的错误。记录藏印之后,还要确定各印的归属。本书作者曾整理叶昌炽《藏书纪事诗》,对历代藏书家十分熟悉,故能准确判定藏印归属,从而复原出各书的递藏源流。如通过对国图藏八行本藏印的记录,分析出八行本自孙承泽、季振宜、吴泰来、孔继涵、盛昱、完颜景贤、袁克文、潘宗周,最后到北京图书馆的清晰递藏源流,细致、完整程度都超越前人。经书版本中的历代题跋既反映了不同时期学者收藏、利用此书的情况,又是揭示此书价值与版本源流的先行研究,故本书全部录文,并一一分析前人所言之是非。

 

刻工是鉴定版本刊刻时地的重要依据,故本书对每个版本的刻工都作了穷尽式的记录。具体来说,先逐次记录各卷刻工姓名及刊刻页数,极便读者复核,再做成刻工刊刻页数统计表,非常直观。当今学界可资利用的宋元刻工名录主要有王肇文《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》、李国庆《宋板刻工表》、张振铎《古籍刻工名录》、长泽规矩也《宋刊本刻工名表初稿》、阿部隆一《宋元版刻工名表》等,但以上诸书或是据他书转录,或是收录不全,距离满足精细化版本研究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距离。因此,当下的版本研究者应以原书或仿真影印本为据,重新清理宋元本刻工,以精细的工作、准确的记录为完备的宋元刻工名录的编成打下坚实基础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本书对八行本原版与补版刻工的细致记录,不仅可以修正既往记载的疏漏,而且可以为学界编纂新的刻工名录提供借鉴。

 

记录版本信息之后,就要判定此版本的刊刻时地。为此,需要综合考察刊记、字体、避讳、刻工等信息。如婺州本有“婺州义乌酥谿蒋宅崇知斋刊”刊记,婺州是今浙江金华,刊刻地点比较明确。而本书判断婺州本是南宋孝宗时期刻本,则主要依据避讳和刻工。婺州本避讳至“慎”字(孝宗嫌名),但很不严格,多数不缺笔。刻工中姓名完整者仅有李焕一人,曾刊刻《武经龟鉴》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等书,其中《武经龟鉴》为杭州刻本,有孝宗隆兴二年御制序。虽然也有刻工重名的可能性,但综合避讳和刻工两方面的信息,推测婺州本刊刻于孝宗年间仍是比较合理的。

 

本书的另一特色是细致而全面的校勘工作。作者历时十年从事《礼记郑注汇校》工作,全面掌握了《礼记》的重要版本,故能基于校勘,得出许多重要结论。具体到某一版本,作者的研究方法是,抽取部分卷次,以研究对象为底本,选取其他代表性版本与之通校,列出全部异文,并裁断是非,这要求作者有扎实的礼学基础。然后分别统计底本优胜和错误的条数,就可看出其文本质量与文献价值。以抚州本为例,作者选取绍熙本、婺州本作对校本,以阮刻本为参校本,将《檀弓》篇异文一一列出,统计各本的错误率,抚州本最佳,绍熙本最差。这与《礼记郑注汇校》经过全文通校后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,说明这种研究方法是切实可行的。通过对比异文,本书也指出了不同版本间的继承关系。如作者抽取《檀弓》篇,以余仁仲本为底本,校以抚州本、绍熙本、婺州本等,通过分析错误的沿袭情况,得出“绍熙本之刊刻,当是以余仁仲本为依据”的结论。十行本是附释文注疏系统的源头,影响深远。作者细致考察了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的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十行本《附释音礼记注疏》,通过与其他版本的对校,指出经过明代多次修版的十行本存在缺页、倒装、墨钉、文字讹误等种种缺陷,质量最差。阮本所据也是这种屡经修版的十行本,之所以能补足部分原本为墨钉的缺文,作者认为是依赖惠栋校宋本的成果。这些通过校勘得到的结论皆坚实可信,为我们深入理解各版本之间的关系,选择整理底本或研究对象指明了方向。

 

限于当前的条件,作者只能利用《中华再造善本》等仿真影印本和图书馆公布的网络影像进行研究。为了更接近版本原貌,作者仔细比对了不同时期的影印本,指出各本之间的差异,对于研究者正确利用各影印本、避免被误导有重要参考价值。如作者经过校勘指出,潘氏在影刻八行本时对底本错讹多有修正,故不可视为同版。余仁仲本有1937年来青阁影印本,将原本图章全部删除,又对讹文有所修正,与底本原貌颇有差异。即使是仿真影印的《再造》本,也有个别失真和拼版错误处。凡此皆提醒我们在使用《再造》时仍需注意影印本与原本的差异。由此出发,作者阐述了对当下古籍影印的深入思考,包括原样保留所有题签、批点、浮签、序跋、藏书印信息,不改动文字,撰写前言交待影印程序,尤其是说明影印本无法保留的一些文字、版式特征等信息。这些意见对于古籍影印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

 

当下的经书版本研究者多致力于宋元版本的考察,而对明清版本较少措意。本书中则有专门研究明李元阳本的内容,作者通过发掘李元阳《游龙虎山记》等文献,指出李氏以御史巡按福建在嘉靖十五年至十七年间,于是便可将闽本的刊刻时间框定在这一时段,较以往的研究大有推进。这同时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,提示我们在版本研究中,不能只关注书籍本身,还要努力发掘与此版本有关的周边文献。

 

当然,本书叙述也有个别不甚准确处。如页216注②认为乾隆四年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并撰写考证,可能是受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》影响。今按,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》享保十六年初刻于日本,十七年由长崎传入中国,当清雍正十年。最初仅在江浙地区流传,其影响至乾隆中期收入《四库全书》后方才显现。乾隆四年时,《考文补遗》传入仅八年,影响不彰,殿本考证受其影响的推测难以成立。又个别刻工名著录有误,如页314、329记录国图藏八行本补版刻工,有“廖先己未岁雕换”。今按,国图藏本经过宋元递修,刷印时间较晚,此页版心较为模糊,故有误认。检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宋刻宋修本,“廖先”实作“庆元”,乃宁宗年号,非刻工名。又页323-324列原版刻工,“沈珎”刻版字体较原版方整,当为补版刻工。此外,本书前后叙述也存在个别失于对应之处。如页69言余仁仲本避讳至“慎”字,当刊刻于南宋孝宗时期,而页103则说“惇”字或缺末笔,书前彩图著录时代为绍熙(光宗年号),前后所言讳字、刊刻时间皆有牴牾。

 

作为一部优秀的经书版本研究著作,本书不仅厘清了现存《礼记》重要版本的刊刻源流,还摸清了各版本的优劣,更指出了同一版本不同印次、原本与影刻影印本之间的差异。本书既是《礼记》版本研究的重要推进,又为其他单经版本研究树立了范式。版本研究是作者《礼记》研究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,以此为基础,作者已经完成《礼记注》定本的整理,《礼记注疏》定本的整理工作也在进行中,我们热切期待这些研究成果早日出版。

 

 

责任编辑:近复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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