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崔海东】《论语》“吾从周”、“吾从先进”两章旧诂辨误

栏目:学术研究
发布时间:2019-06-24 23:22:44
标签:吾从先进、吾从周、旧诂、论语、辨误
崔海东

崔海东,字少禹,男,1975年生,江苏南京人。2011年6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,获哲学博士学位,主要研究中国哲学。2011年7月至今,江苏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、硕导,江苏省儒学学会常务理事。在《孔子研究》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。2015年12月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个人专著《唐代儒士佛教观研究》,20余万字。主持国家社科、江苏省社科课题各一项。

《论语》“吾从周”、“吾从先进”两章旧诂辨误

作者:崔海东

来源: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

          原载于 《江南大学学报》(人文社会科学版),2015年第4期。

时间: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五月廿二日壬辰

          耶稣2019年6月24日

 

摘要:《论语》“吾从周”、“吾从先进”两章均表达了孔子超越周制、直入唐虞之理想,旧诂皆睽隔此义,存在程度不同的误读,故予以辨误。

 

关键词:论语;吾从周;吾从先进;旧诂;辨误

 

《论语》“吾从周”、“吾从先进”两章之义聚讼千古,可谓歧解纷纭,莫衷一是。愚以为,此二章皆是孔子表达其超越周制、直入唐(尧)虞(舜)之理想。舍此而解,咸乖其旨。故不避谫陋,择旧诂疑误之要,辨析如下,以就方家。

 

一.孔子的政治理想

 

欲辨析此二章,先需了解孔子之理想。孔子云:“天下有道,丘不与易也。”(《论语·微子》下引仅称篇名)又云:“朝闻道,夕死可也。”(《里仁》)则可知孔子的理想即是变革此无道社会,以实现有道人间。其详细条目,则《论语》中孔子论政有三种政体,即变态政体春秋、正常政体西周、理想政体唐虞;其为政步骤亦因之而有两层发展:一是拔乱反正,即批判春秋、回归周制;二是阶及大道,即超越周制、迈进唐虞。此义详见另文[1],与本文相关则有两点,先行交待如下。

 

其一,对周制的否定。《论语》中孔子否定周制者甚众,姑分三层来看。一是隐而不发,如“子曰:‘殷因于夏,礼所损益,可知也;周因于殷,礼所损益,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,虽百世,可知也’”(《为政》)。其时周祚未亡,孔子言“继周者”当继殷、周之损益,创制之心毕露。二是明确否定,如“公山弗扰以费畔,召,子欲往,子路不说,曰:‘末之也已,何必公山氏之之也!’子曰:‘夫召我者岂徒哉!如有用我者,吾其为东周乎’”(《阳货》)。此“其”为“岂”义,孔子自言,如吾得用,岂能在东方重复周之旧辙,当辟地自为而王天下也。三是提出方案,如“颜渊问为邦。子曰:‘行夏之时,乘殷之辂,服周之冕,乐则韶舞。’”(《卫灵公》)此是糅合虞夏商周四代而立新制,典型的超越周制。

 

其二,对唐虞的塑造。正是孔子在《论语》中塑造出了三代之前的唐虞先王集团。一是塑造尧舜。如云“大哉,尧之为君也。……焕乎,其有文章”(《泰伯》);“舜有天下而不与”(《泰伯》);“子谓韶:‘尽美矣,又尽善也”(《八佾》)。并塑造出彼时的政治情形,如云:“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。……唐虞之际,于斯为盛。”(《泰伯》)其实孔子之前,根本就没有尧舜之说。如钱玄同先生云:“尧舜二人一定是‘无是公’,‘乌有先生’。尧,高也;舜,借为‘俊’,大也(《山海经》的《大荒东经》作‘帝俊’):‘尧’‘舜’底意义,就和‘圣人’‘贤人’‘英雄’‘豪杰’一样,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而已。……尧舜这两个人,是周人想象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来的,大约起初是民间传说,后来那班学者便利用这两个假人来托古改制。”[2]二是将禹由天神降为圣王。禹在孔子之前,演有两种不同的形象。起初为治水之天神,如《诗经·商颂·长发》云:“洪水芒芒,禹敷下土方。”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有声》云:“丰水东注,维禹之绩。”《诗经·大雅·韩奕》云:“奕奕梁山,维禹甸之。”西周恭王时《豳公盨》铭文曰:“天令(命)禹尃(敷)土、堕山、浚川。”[3]到鲁僖公时,禹则变成耕种之人王,如《诗经·鲁颂·閟宫》云:“是生后稷,……俾民稼穑;……奄有下土,缵禹之绪。”即是说,周族始祖稷之耕稼乃是继承了禹的事业。孔子本为殷人之后,但在这两种形象中,却选择了后者,继续将禹打造为一位耕稼之圣王,其云“禹,吾无间然矣。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,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,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。禹,吾无间然矣”(《泰伯》),又认可“羿善射,鏖荡舟,俱不得其死然,禹稷耕稼,而有天下”(《宪问》),表彰如禹、稷以耕稼提供公共益品而为民众推为元首从而组织政权。

 

我们知道,孔子云:“夏礼吾能言之,杞不足征也。殷礼吾能言之,宋不足征也。”(《八佾》)也就是说,他当时连夏、商二代的政治文明都很难验证,故所谓唐虞之治当是其对人类政治应然之悬设,而非对历史实然之总结,其托古本为刺今,立名以图创制。既明孔子之理想,则来看“吾先周”、“吾从先进”二章之义。

 

二.“吾从周”章辨误

 

《八佾第三》篇载:“子曰:‘周监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!吾从周。’”本章旧诂主要有三种,辨析如下。

 

其一,对比推崇说。如汉孔安国《注》云:“监,视也。言周文章备于二代,当从之。”[4]555梁皇侃《疏》云:“言以周世比视于夏、殷,则周家文章明著明大备也。云‘吾从周’者,周即极备为教所须,故孔子欲从周也。”[5]宋邢昺《疏》云:“此章言周之礼文犹备也。‘周监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’者,‘监’,视也。‘二代’,谓夏、商。‘郁郁’,文章貌。言以今周代之礼法文章,回视夏、商二代,则周代郁郁乎有文章哉。‘吾从周’者,言周之文章备于二代,故从而行之也。”[4]555宋朱子《集注》云:“监,视也。二代,夏商也。言其视二代之礼而损益之。郁郁,文盛貌。尹氏(焞)曰:‘三代之礼至周大备,夫子美其文而从之。’”[6]清刘宝楠《正义》虽将“文”具体化为存鲁之周礼,然其义亦是尊周制[7]103。今人杨伯峻则云:“周朝的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为根据,然后制定的,多么丰富多彩呀,我主张周朝的。”[8]28

 

此说训“监”为视,将周与夏商对比;“文”则指礼乐制度;“从”则指推崇、主张。则本章义谓:孔子对比周朝与夏殷的礼乐制度,认为周更加完备,故推崇主张之。此说问题在于:一则释“监”不当,只是平面地、初级地将周与夏殷两相比较而已。二则释“从”不当,“从”并非推崇主张义,若依此义,则原句当作“吾宗周”;况且孔子无崇周之义,如前引孔子所云之“行夏之时,乘殷之辂,服周之冕,乐则韶舞”,此是糅合四代,如何仅仅崇周?

 

其二,文质三统说。如清刘逢禄《论语述何》云:“正朔三而改,文质再而复,如循环也。故王者必通三统,周监夏殷,而变殷之质,用夏之文。夫子制《春秋》,变周之文,从殷之质,所谓从周也。乘殷之辂,从质也;服周之冕,从文也。”[9]清戴望《论语注》云:“王者必通三统,昔周公致太平,成文武之德,制礼视夏殷而损益之,使去质就文。夫子因文王、周公之法度而作《春秋》,亦兼取夏、殷损益其礼,使改文从质,故曰:吾从周。从周者,即监二世之义,谓将因周礼损益之也。”[10]

 

此说解“监”为“效法”之义;解“文”不再是“制度”之义,而是“文”、“质”之文;“从”则是“从之循环”之义。则本章义谓:夏殷周在文质、三正之间反复循环,孔子作《春秋》,实质上是效法殷周,变文更朔,欲作新王。此是公羊家之说,问题在于:一则犹是平面地解,在文质、三正之间简单循环,此不合孔子原义。孔子并非简单地自周之文返殷之质,如前引夏时、殷辂、周冕、韶舞分明损益四代。二则孔子的文、质本无此义。《雍也》篇中孔子说:“质胜文则野,文胜质则史。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。”刘宝楠解之云:“礼,有质有文。质者,本也。礼无本不立,无文不行。能立、能行,斯谓之中。失其中则偏,偏则争,争则相胜。君子者,所以用中而达之天下者也。”[8]233此当是本义。如公羊家这样将孔子讨论礼的本质与形式的范畴拓展至政治制度、历史规律,当始于邹衍。《汉书·严安传》载严氏奏武帝曰:“臣闻《邹子》曰:‘政教文、质者,所以云救也。当时则用,过则舍之,有易则易之,故守一而不变者,未睹治之至也。’”[11]2809。直至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方将夏、商、周三代之发展归结为质、文属性之循环流转[12]。至于三统说,在《公羊传》中亦无体现,犹系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》所增[13]。何况三统以夏开始,无法处理孔子所说的“乐则韶舞”之“虞舜”。故以此文质、三统来发挥解经,只能视为董子等公羊家之意见,而不能视为《论语》原义。

 

其三,忠、质、文发展说。如清王夫之《四书笺解》云:“殷尚质,既忠而又尽其质;周尚文,既忠质而又尽其文。商非废夏之忠,周非废二代之忠质。监二代之忠质,‘监’者,以二代之忠质监观自之得失也。‘文’是周所尚,非赞词。‘郁郁’乃赞其文之有本而盛,所以体忠质之精义而尽其节文,故其文‘郁郁乎’,非浮华之易尽也。”[14]

 

此说解“监”为继承发展之义;解“文”不是制度而是“夏忠、殷质、周文”之“文”,即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。则本章义谓:孔子认为夏尚忠,殷能够继承此忠又发展自己的质;周则继承二代的忠与质,又发展了自己的文。船山虽未明诠“吾从周”,然言下之义,孔子当效殷周而创制,综忠、质、文为一体。此说近是,然问题在于:此“忠质文”三者并非孔子原义。船山只是杂糅了董子二说:一是文质说,董子《春秋繁露》云:“王者以制,一商一夏,一质一文”[15];二是忠敬文说,班固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载董子云:“夏上忠,殷上敬,周上文者,所继之救,当用此也。”[11]2518同样的,此说亦无法处理前引“乐则韶舞”之虞舜。故此说非孔子之本义亦明矣。

 

愚以为,本章之义是孔子欲立体地翻上去,效法周损益二代之举,开出新制来。一则“监”当为“鉴”义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六年》引《诗》“我无所监,夏后及商”之“监”同于《诗经·大雅·荡》“殷鉴不远,在夏后之世”之“鉴”可为证。二则“文”即礼乐制度。其同于《论语》的“文章”,如“子贡曰:‘夫子之文章,可得而闻也’”(《公冶长》),“子曰:‘大哉,尧之为君也……焕乎,其有文章’”(《泰伯》),而非文质之文。三则“从”当如宋儒杨时所解“‘吾从周’,非从其文也,从其损益而已”[16],言周制乃借鉴损益夏商而来,言下之义,则吾亦当从周之损益而创新制。

 

三.“吾从先进”章辨误

 

《先进第十一》篇载:“子曰:‘先进于礼乐,野人也;后进于礼乐,君子也。如用之,则吾从先进。’”本章旧诂甚众,撮其要者,辨误如下:

 

其一,文质说。如孔安国《注》曰:“先进、后进,谓仕先后辈也。礼乐因世损益,后进与礼乐,俱得时之中,斯君子矣;先进有古风,斯野人也。将移风易俗,归之淳素。先进犹近古风,故从之。”[4]625程朱大体沿承此说。清焦循《论语补疏》解之颇详:“五帝时淳素,质胜于文。三王时文质彬彬,益野人而为君子。自时厥后,文益盛,文又胜于质,遽欲其彬彬还为君子不易得,宜以上古之淳素和之。‘用’,谓变化之。‘移风易俗’四字解‘用’字最切。孔子时文胜质,既非先进,亦非后进,欲其仍还后进之君子,必先移易以先进之野人也。譬如阴阳宜和,病阴盛者宜以纯阳制之,然后乃得其和。孔子从先进,非重野人轻君子,正将由野人而至君子也。”[10]953

 

此说解“进”为动词“进入”;以孔子所说的“质胜文则野,文胜质则史,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”(《雍也》)为标准来划分野人、君子;又在时间上分为古代(五帝)、后代(三王)、当时(春秋)三个节点。认为古代人先进于礼乐,其质朴,故为野人;后代人后进于礼乐,其文质彬彬,故为君子;今人则文胜于质,故当以古代人的质朴来矫正之。然此说以今胜古,以“文质彬彬”的三王(主要是周制)为最高标准,已违孔子本义,义见前文。

 

其二,“学而优则仕”说。如刘宝楠《正义》称:“古用人之法,皆令先习礼乐而后出仕,子产所云‘学而后入政’者也。其国之俊选,不嫌有卑贱,故王大子等入学以齿,所谓‘天子元子视士’者也。夫子以先进于礼乐为野人,野人者,凡民未有爵禄之称也。春秋时,选举之法废,卿大夫皆世爵禄,皆未尝学问。及服官之后,其贤者则思为礼乐之事,故其时后进于礼乐为君子。君子者,卿大夫之称也。”[7]438杨伯峻亦承之云:“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未曾有过爵禄的一般人,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。如果要我选用人才,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。”[8]109

 

此说是将“君子”解为贵族,“野人”解为平民,“进”解为“学习”。认为西周时行选举法,平民子弟“学而优则仕”,此是“先进于礼乐”;春秋时选举法废,贵族子弟“仕而优则学”,此是“后进于礼乐”。此说问题在于,一则增字解经,原文无“仕”,此犯大忌。二则既便有仕义,则野人亦不适用选举法,周制国野有别,国人为统治阶层,野人为被征服者,且学在王官,世聊世禄,就算有选举之法,那也只在国人之中通行,野人根本就没有学习、从政机会。即便到孔子首开私学后,野人子弟可以就学,但依旧无法加入公职,如孔子寒门弟子大都只能作家臣、私宰,如“仲弓为季氏宰”(《子路》),“子夏为苣父宰”(《子路》)。三则春秋贵族子弟从小也学习六艺,未必都是先做官再学礼乐的,如前518年,孟僖子让其子孟懿子、南宫敬叔二人拜孔子学礼即是明例(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)。

 

其三,弟子说。如东汉郑玄云:“先进后进,谓学也。野人,粗略也。”[17]邢昺《疏》云:“此章孔子评其弟子之中仕进先后之辈也。‘先进于礼乐,野人也’者,先进谓先辈仕进之人,准于礼乐,不能因世损益,而有古风,故曰朴野之人也。‘后进于礼乐,君子也’者,后进谓后辈仕进之人也,准于礼乐,能因时损益,与礼乐俱得时之中,故曰君子之人也。‘如用之,则吾从先进’者,言如其用之以为治,则吾从先辈朴野之人。夫子之意,将移风易俗,归之淳素。先进犹近古风,故从之也。”[4]625

 

此说是按及门前后,将先进、后进训为前、后期弟子。此说问题在于,师如何“从”弟子?《论语》下字绝严,如吾我尔汝皆严格区分[18],况师弟之间。孔子云:“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,从我者其由与!”(《公冶长》)又云:“从我于陈蔡者,皆不及门也。”(《先进》)恰恰皆以弟子“从”于师!

 

其四,礼器说。如宋张载云:“不待备而勉于礼乐,先进于礼乐者也。备而后至于礼乐,后进于礼乐者也。仲尼以贫贱者必待文备而后进,则于礼乐终不可得而行矣。故自谓野人而必为,所谓‘不原乎其外’也。”[19]其高弟吕大临亦云:“野人,效外之民。君子,士大夫也。士大夫之文,不备物不行,如衣服不具,牲杀器皿不备,不敢以祭之谓。野人之文,虽不备物亦行,如‘野有死麕’‘瓠叶’之谓。盖礼器之文,在野人则不候物备而先进,在君子则必修物备而后进。当礼坏之时,必候物备,则文必坠地,故孔子救世之急,宁失之野,以振斯文。”[20]

 

此说是以礼器备否为标准,没有准备好就行礼乐的是效野平民,此即“先进于礼乐”;反之则为君子士大夫,此即“后进于礼乐”。先进质朴,孔子为救时,不待物备,故从之。此说问题在于:一则增字解经,比原文多出一层“物备”义,是为过度发挥;二则将礼乐限定为形下器物,更违孔子“礼云礼云,玉帛云乎哉”(《阳货》)本义。

 

其五,大小传统说。如余英时先生云:“中国人很早便已自觉到大、小传统之间是一种共同成长、互为影响的关系。此处‘野人’指一般农民,‘君子’指贵族士大夫,似无可疑。‘礼乐’自是古代的大传统。所以孔子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大传统起源于农村人民的生活。……礼属后起,即起于生活的内在要求。总之,根据中国人的一贯观点,大传统是从许多小传统中逐渐提炼出来的,后者是前者的源头活水。不但大传统(如礼乐)源自民间,而且最后又必须回到民间,并在民间得到较长久的保存,至少这是孔子以来的共同见解。像‘缘人情而制礼’、‘礼失求诸野’之类的说法其实都蕴涵着大、小传统不相隔绝的意思。”[21]

 

此说别致,将野人先进、君子后进的礼乐解释为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小传统与大传统,将“从先进”解为大小传统的互动特别是大传统向小传统的回归。然问题在于,孔子并无此义。其政治理念,多推崇制度化的官方文化,如前引夏时、殷辂、周冕、韶舞。而当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出现冲突时,孔子恰恰是选择后者,如“乡人傩,朝服而立于阼阶”(《乡党》)。

 

其六,殷遗说。如傅斯年先生在《周东封与殷遗民》中,认为“野人”即农夫,是被征服的殷遗;“君子”即统治阶级,是征服者周贵族,故此章义谓“那些先到了开化的程度的,是乡下人;那些后到了开化程度的,是‘上等人’。如问我何所取,则我是站在先开化的乡下人一边的。先开化的乡下人自然是殷遗,后开化的上等人自然是周宗姓婚姻了。”[22]76

 

此说以先进为殷,后进为周,认为孔子本是殷后,故要回归殷制。然问题在于,孔子并无全盘归殷之义,如前引之夏时、殷辂、周冕、韶舞。

 

还有其它一些引申式的解释,基本不再忠于原文,而断以己意,囿于篇幅不再赘析。

 

愚析本章之义如下:

 

其一,“先进于礼乐,野人也”。既明孔子对古圣王的塑造,则此段文义为,首先创建、迈入礼乐文明的,是尧舜等古圣王。“礼乐”,指人类社会的制度文明。“进”,为动词,即进行、进入之义。则“先进于礼乐”者,指的是率先创建、进入礼乐文明的人。“野人”,按傅斯年先生所释,当为农夫:“‘野人’者,今俗用之以表不开化之人。此为甚后起之义。《诗》:‘我行其野,芃芃其麦’,明野为农田。又与《论语》同时书之《左传》,记僖二十三年‘晋公子重耳……出于五鹿,乞食于野人。野人与之块。’然则野人即是农夫,孟子所谓‘齐东野人’者,亦当是指农夫。”[22]75-76然此处之农夫并非泛指,而是特指尧舜禹等先王,他们刚刚从大自然中走出来,率先创造出农业耕种文明,而且其生存方式、物质条件等完全同于今之农夫,此如前文所述的禹之耕稼。

 

其二,“后进于礼乐,君子也”。此“后进”,指随着尧舜禹而进入于礼乐文明的三代夏商周,此“君子”正是所谓启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之属。

 

其三,“如用之,则吾从先进”。既明先进后进、野人君子,则此节乃孔子自叙其政治理想,在唐虞之制和三代之制中,我选择前者,也就是说,要超越周制,迈进理想政体唐虞,以开创有道人间。

 

综上,此二章虽然都有“从”字,但意义有别。“吾从周”是从周之损益,本义是要学习周而超越周;“吾从先进”则是从尧舜之创制,表面是要学习所谓唐虞,实质是要创立新制,迈入理想政体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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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近复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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